【特寫】規培生困在“高塔”內

少有規培生選擇轉行或者中途放棄。高塔從走上醫學道路的特寫那一刻起，他們就已喪失了二次選擇的規培機會，沒有退出機制，生困只能背水一戰。高塔

陳振芳 趙一帆ZYF ·

圖：范劍磊

界面新聞 | 陳振芳 趙一帆

界面新聞編輯 | 宋佳楠

河北，特寫一所醫院的規培急診室內，患者和家屬們來去匆匆，生困面色凝重，高塔小孩的特寫哭聲此起彼伏。而住院部的規培長廊卻是死一般的寂靜。手術室外，生困白熾燈下，高塔紅色的特寫鐘表數字一分一秒的流走，拖長了夜。規培

規培生琳娜忙完手上的工作回到辦公室，在滿是雜物的沙發上沉沉睡去。三年來，她已經習慣了這張狹窄的沙發。

千里之外的南京某三甲醫院，星星也在經歷相似的畫面。長期熬夜導致她作息紊亂，要想在凌晨一點前入睡，安眠藥成了必需品。

在中國，每年約有13萬醫學生加入規培大軍。僅琳娜所在醫院有近百個規培生，撐起醫院的小半江山，不斷有人來，再離開。她偶爾會聽醫生抱怨，“這倆同學剛學會又要走了，沒有學生這活兒可怎么干。”

從學生到成為一名合格的醫師，起碼要經歷五年的醫學院本科教育，三年的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，加上讀碩博，許多醫學生直到而立之年才真正走上工作崗位。

中國的住院醫師培訓發端于1921年。北京協和醫學院成立伊始，便引入了美國約翰 ·霍普金斯醫學院住院醫師培訓制，實行“24小時住院醫師負責制和總住院醫師制”。但在全國范圍內正式執行這項制度，要到2014年。十年來，我國已累計規范化培訓醫師110萬人。

規培制度的存在有其必要性：通過系統的臨床實踐，引導醫學生順利跨越理論與實踐的界限，提高臨床診療能力、減少醫療差錯和事故的發生，最終形成統一的醫療服務標準和醫師培養模式。這不僅有助于培養合格的醫療人才，還能解決地區醫療資源失衡的問題。該制度已在多個國家推行。

但這項看起來對整個醫療系統頗為有益的制度，正在引發醫學生們越來越多的不滿，并給他們帶來巨大的壓力。薪資待遇低、過勞工作、公平問題等不斷被提及。年初至今，湖南、廣西、上海等地，發生多起醫學規培生自殺事件。一心懸壺濟世的醫學生，將手術刀對準了自己。

在令人震驚的悲劇背后，我們有必要深入了解這些年輕人到底經歷了什么？是什么令他們絕望？

為了尋求答案，界面新聞采訪了來自北京、河北、山東、上海、新疆、深圳、南京等地的醫學規培生，試圖還原他們的規培生活。

初入理想之地

來自山東的雨玲曾對醫生這份職業充滿了向往和期待：她能借此體驗到其他職業所無法比擬的價值與成就感。

性格開朗的琳娜，只要在醫院里穿上白大褂，走路就變得平穩起來。她時刻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，認為白大褂代表了醫生的形象。

醫學生們走上這條道路的原因各不相同， 理想主義、父母要求、被調劑......經歷了五年的醫學院象牙塔生活后，他們即將邁開成為醫生的第“零”步——三年規培。

寫病歷是一個臨床醫師最基本的能力，也是規培第一課。琳娜記得，研一那年，一天中午快下班時突然來了病人，帶教老師安排她和師兄留一個人寫病歷。

“師哥看我一個人在這不放心，就留下來教我怎么寫。護士不斷來催，但越催越是寫不完，當時我都要急哭了。”那時琳娜剛到醫院沒多久，本能的對陌生的新科室帶有一種畏懼感。

她覺得自己什么也不會。師兄寬慰她：“醫院就是這樣，你還沒見過主任拿著病歷往臉上甩的時候。”

同為規培生的星星學的是內科，需要在醫院里輪轉近十個科室。復雜的專業知識，不甚了解的陌生病種，以及不定時出現的突發重癥患者，都讓她的心理壓力倍增。

臨床實踐幾乎占滿了規培生的日常，但他們仍需擠出時間去應對科研壓力。

星星早已完成了學校要求的科研任務，可導師有自己的晉升需求，為此，她每周少不了開組會、匯報實驗進度。眼下，她同時推進兩三個課題，只能見縫插針地做課題作業，前提是患者病情平穩，否則只能凌晨加班。

“沒有任何一個醫學規培生可以平衡規培和科研，我們能做的就是強迫壓榨自己。”星星說。

名校生的科研壓力更甚，北大口腔醫院的規培生一彤表示，畢業只需發一篇中文核心期刊論文即可。但他很清楚，“最終肯定要發SCI（一個國際著名的科學文獻數據庫）論文，你發很爛的東西，沒有任何意義，還丟大家的臉。”

同濟大學博士生羅迪沒那么忙，可以實現“早七晚五”，做手術才會加班。他所在的上海地區三甲醫院競爭激烈，內外科的規培生學歷要求為博士，且需要自主應聘。該醫院去年招了30多個規培生。

但羅迪仍背負著沉重的科研壓力：申請課題、發文章、做實驗。如果規培期間沒有科研成果，未來很難找工作。2月份時，他下了班還要寫國家自然基金項目標書，每天最多睡5個小時。

“有點頭重腳輕的感覺。”羅迪說，現在臨床工作能力再好也沒用，必須發足夠分數的文章，才可能往上升或找到好工作。

模糊地帶

診室外，過道狹小而擁擠，數十名患者和家屬排隊等待就診，一眼望不到尾。有人按捺不住心中的焦躁，不顧排隊秩序，在人群中推搡著，直奔診室而來。

每當跟隨導師出門診，雨玲總會碰到有患者突然闖入診室，打斷正在進行的診斷。這時，導師總是當眾大聲質問她，“為什么沒處理好這個患者？”，“不能協調好時間嗎？”

導師是整個科室的權力中心。雨玲的導師是她隨機挑選的，不存在所謂的“慕名而來”，她沒想到自己的導師會如此強勢，即便是那些導師的老病患，見了這種場面，也難免側目。

她在學校里屬于外來生源，與畢業后多留在山東的本地生相比，在導師選擇上并不占據優勢。再加上專業冷門，可供選擇的導師更加有限。

學校是象牙塔，為醫學生們搭建起通往理想國的階梯，但醫院是金字塔，等級分明，頂層的權力不容置疑。主任醫師往往靠近頂端，中間層由具備一定臨床經驗的主治醫師構成，底部則填滿了仍在讀書的實習生或規培生。

規培生也被賦予“住院醫師”這一身份，但他們常常游走于學生和醫生的模糊地帶。在病人眼中，他們是醫生；在醫生眼中，他們是學生。

他們需要完成許多繁雜的重復性基礎工作。琳娜要幫醫生護士們跑腿、拿快遞，送病人；雨玲要幫著修打印機、給護士叫號；星星負責收治患者、詢問病史、簽署知情書。他們身穿白大褂，卻難以治病救人。

“但凡有些資歷的醫生都不會去做這些工作。”最忙的時候，星星一個月收治了60個患者入院，一天同時與七、八個等待住院的患者溝通。

完成一個患者的收治流程，短則30分鐘，長則一小時。星星需要先花費至少20分鐘寫好患者病例，再和患者談話，了解基本信息、過往病史，查看患者所有的檢查報告，并協助患者簽署入院登記表、風險告知書、醫療保險信息等等諸多文件。

許多有正式編制的護士也沒把規培生視為醫生，反而交給他們很多基礎性工作，例如量血壓、抽血、測心率等，但獎金、績效等，則收入自己的口袋。

受限于規培生的身份，護士有時會拒不執行星星所下的醫囑。“難道護士或者其他醫生說不執行就可以不做么？”患者血壓必須要監測，這個工作最終還是被指派到他身上。

與所有醫生一樣，規培生也要面對緊張的醫患關系，患者對年輕醫生的不信任尤為明顯。

在一次病史采集中，患者對不同級別的醫生給出了不同的信息：對星星，否認有癥狀；對主治醫生，承認偶爾胸悶；面對主任醫師時，才透露胸悶已持續很久。

處理醫患關系消耗了星星大量的精力，甚至有患者懷疑她會從檢查中收取回扣，便假稱沒有病癥。種種質疑讓星星對這份職業的熱情一點點消退。

“廉價勞動力”

低薪資則是規培生們無法回避的另一現實問題。

2014年起，中央財政按照每人每年3萬元的標準，對規培生和培訓基地進行補助。按此標準，每月薪水為2500元。但由于各地醫療資源不均、臨床醫師技術水平差距懸殊，大小醫院針對規培補助執行標準不一，可謂“冰火兩重天”。

北京大學的研究生一彤，目前在北京大學口腔醫院規培，月薪7500元。上海的社會規培生羅迪月薪8000元。上海交通大學博士生林洋則在北京大學深圳醫院做規培生，月薪13000元，比一彤和羅迪高出不少。

相較北上深等一線城市，地處新疆的規培生尼孜的月薪為1200元，包括國家補助600元和醫院的600元。河北的琳娜每年只能拿到6000元的國家規培補助。南京的星星和琳娜一樣，每年有6000元的規培補助，另外還有醫院開的工資，前三個月每月300元，后續每月600元，拿到醫師資格證后能漲到800元。

“我28歲了，沒有其他經濟來源，也不好意思開口和媽媽要生活費，同齡人孩子都幾歲了，我還在上學。”說起眼下的處境，琳娜滿是苦惱和挫敗。

家人設想著琳娜畢業后工資至少上萬，患者不相信她沒有工資。她的帶教老師剛上班時月薪也不過600塊，同樣為生活所困。

中國的規培制度源自美國，但美國住院醫生的工資足以養活自己，實現經濟獨立。美國醫學院協會2023年的一項調查顯示，住院醫第一年的平均稅前收入是63800美元，后續還會隨著資歷不斷增加。盡管起始工資不算豐厚，但與美國中產家庭平均收入差別不大。

上海是國內醫學規培制度執行較為規范的地區之一。據羅迪了解，上海的碩士生規培月薪為6000元左右，博士是8000元，但名校博士畢業的他，刨去每月5000元的房租，基本“月光”，存不下錢。

“薪資和工作量不成正比，大家肯定有怨言。”羅迪說。國內的很多上級醫生會把所有的雜活丟給規培生去干，規培生只能忍著，熬著，“感覺就是無限拉長廉價勞動力的時間。”羅迪嘆道。

最忙的時候，一彤每天需要高強度工作12到14個小時，期間幾乎沒什么休息時間。

“一天站十幾個小時，真的有些吃不消。”雨玲說，在醫院需要隨叫隨到，沒有固定的下班時間，帶教老師走了，她才能走。如果老師臨時有手術，就得第一時間到達手術室；如果老師值夜班，也要跟著加班。雨玲所在的醫院患者并不算多，但遇到危重癥病號，即使幫不上忙，也得通宵守著患者。

只是繁重的工作并不能帶來豐厚的實踐收獲。

星星覺得，大部分科室都學不到什么東西，導師很忙，規培生學習動手的機會很少。

不同地區的規培待遇和資源也不盡相同。羅迪算是幸運的，自碩士階段起，一直跟著導師在上海某三甲醫院見習，參與手術。而雨玲只有在幾臺手術連在一起，人手嚴重不足時，才有機會上手實踐難度較小、風險較低的工作。更多的規培生只能站在手術室無菌區外圍觀望學習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主任有一次問琳娜。她不免感到難過，已經在所在科室干了幾個月，主任還是叫不出她的名字。

這種職業過渡期的壓力有時會排山倒海般涌過來，并在某個時刻爆發。琳娜有次從醫院回宿舍路上，忍不住蹲在地上哭了20多分鐘，“真的很累。”

她經常累到心慌，甚至心悸，心電圖檢查發現心肌缺血、心率較快。她當時就想，不管怎樣，身體第一，能干就干，不能干就歇。

不敢不做醫生

身體上的勞累或許可以用休息來緩解，但精神和心靈上的沖擊更難消化。

一次夜班，上級醫生和護士擠在2平米的病床周圍，下醫囑、推藥，一氣呵成。病房里，家屬的呼喊聲和心跳監護儀的滴滴聲相交織，氣氛令人窒息。星星站在幾米外的病房角落，眼睛死死盯住監護儀器，緊攥拳頭，為患者祈禱。

病人的身體狀況十分糟糕，盡管當班醫生護士在家屬趕到前迅速展開急救，也無濟于事。

“我感覺自己好沒用，他就在我面前沒了心跳。”那是星星第一次直面患者的死亡，讓她難以從悲傷情緒中抽離出來。

第二天，醫生們照舊上班，仿佛昨晚的事沒有發生過一樣。后來星星向帶教醫生提起此事，醫生也只是平靜地說，“家屬不是早就說好不搶救了么，無所謂的。”

作為一名醫生，需要意識到自己并不是萬能的，甚至有時是“無能”的。學會接受死亡，是醫生的必修課，也被星星視為規培期間最大的收獲。三年規培生活后，她已經能夠平靜地“送走”患者，并開始真正理解醫生所說的“盡力了”。

但不是所有人都能闖過這一關。琳娜的師兄在ICU工作，“送走”病人的頻率遠高于門診，他無法承受，選擇離職。

琳娜也有過幾次類似的經歷，她告訴自己，不要跟病人共情，否則會堅持不下來。但在死亡之外，她也能從患者那里找到一些繼續實現醫生夢的動力。

“有時候被患者夸一下會很開心。”琳娜記得很清楚，有位患者術后出現后遺癥，半身不遂，他本想讓針灸科主任給他扎針，由于沒有請會診，最后是琳娜上手扎的。患者認可她的專業水平，后續也就都由琳娜來負責。能減緩病人的痛楚，友好相處，是規培生活里為數不多的閃光點。

對專碩研究生而言，拿到規培證是順利畢業的前提之一，此外還需要執業醫師資格證、碩士畢業證、學位證，這四項證書構成了醫生的基礎職業資格，缺一不可。 醫學生的成長之路猶如一臺精密的手術，每一步都必須精確無誤，每一個證書都像手術中不可或缺的工具。

他們需要先通過規培生技能考試以及筆試，再進行碩士畢業答辯。過程中任何一環出問題，不僅碩士會被延遲畢業，已經申請完的博士學位和工作崗位也會因此取消。

有太多的因素成為壓垮規培生的最后一根稻草：薪資與勞動強度的不均衡、職業晉升路徑的不確定性、緊張的醫患溝通，以及在醫療體系中的邊緣化位置等等。最終匯聚成一股無形的壓力，不斷侵蝕著規培生的理想和熱情。

星星最終離開了一線臨床崗位，繼續攻讀科研型博士，在實驗室從事醫學研究。在經歷了各種無意義的雜活和形式主義的行政工作后，雨玲選擇妥協，學著將醫生視為一份普通工作，放下憧憬與期待。羅迪則計劃結束規培后，留在上海，“我喜歡臨床工作，開刀能把病人救好，很有成就感。”待他結束規培生活時，已經32歲。

事實上，少有規培生選擇轉行或者中途放棄。從走上醫學道路的那一刻起，他們就已喪失了二次選擇的機會，沒有退出機制，只能背水一戰，即使每天精神緊繃、焦慮不已。

十年的沉沒成本，加上長期、單一的環境，醫學生鮮少涉獵其他領域，對醫院“高塔”之外充滿恐懼。

也有人試圖逃離，羅迪的一個同學碩士畢業就退出規培，轉而去醫藥公司。琳娜也有過轉行念頭，但想到自己已經在醫學之路上走了8年，放棄談何容易。

“我也不知道該往哪個方向轉，我還會干什么。”琳娜說。

與醫學生一起困在“高塔”內的，還有他們的家人。星星曾對父母吐露過臨床工作時受到的委屈，父母卻責怪她不夠耐心，不能體諒別人。“我的父母還在期盼，10年后，親戚朋友求著他們吃飯，因為他們的女兒是某醫院的主任。”

“當整個社會體系都在期盼你成為醫生時，我們好像不太敢成為醫生以外的人了。”星星的話語里透著無奈和不解，以及對未來的迷惘。如同很多人，也從未想象過醫生有什么理由不去做醫生。

（應采訪對象要求，文中人物均為化名）